后王之成名：刑名从商，爵名从周，文名从礼，散名之加于万物者，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，远方异俗之乡，则因之而为通。
现代的君主确定名称：刑法的名称是仿照商代，爵位的名称仿照的是周代，礼节仪式的名称是仿照的《礼经》。万事万物的名称，则中原地区和边远地区的风俗习惯等共同约定，他们依靠这些名称进行交流。
散名之在人者：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；性之和所生，精合感应，不事而自然谓之性。性之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谓之情。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。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；虑积焉，能习焉，而后成谓之伪。正利而为谓之事。正义而为谓之行。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；知有所合谓之智。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；能有所合谓之能。性伤谓之病。节遇谓之命：是散名之在人者也，是后王之成名也。
其他关于人的各种名称有：与生俱来的叫做天性。天性和阴阳二气相和产生的，精神对外界的感应，不经后天的努力和社会教化而自然产生的，就叫做本性。本性中的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，就叫做情感。情感就是如此，而且用心加以选择，就叫做思虑。经过思虑，人们付诸行动，这就叫做人为。长期运用思虑、经常付诸实践，而后就能成功，这也叫做人为。符合利益的就去做，这叫做事业。符合道义就去做，这叫做德行。人生来就具有的认识事物的能力，这叫做知觉。人通过后天努力获得认识，这就叫做智慧。而人本身具有的处理事物的能力，就叫做本能。这种能力与处置的事物相适合，就叫做才能。人的本性受到伤害，就叫疾病。偶然的遭遇，就叫做命运。这些名称都是关于人本身的，也是现代的君主确定的名称。
故王者之制名，名定而实辨，道行而志通，则慎率民而一焉。故析辞擅作名，以乱正名，使民疑惑，人多辨讼，则谓之大奸。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。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，故其民悫；悫则易使，易使则公。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，故壹于道法，而谨于循令矣。如是则其迹长矣。迹长功成，治之极也。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。今圣王没，名守慢，奇辞起，名实乱，是非之形不明，则虽守法之吏，诵数之儒，亦皆乱也。若有王者起，必将有循于旧名，有作于新名。然则所为有名，与所缘以同异，与制名之枢要，不可不察也。
所以，君王确定事物的名称，名称一旦确定，实际事物就能够分辨了，有了制定名称的基本原则，人们就可以进行思想沟通，于是就要谨慎地引导人民遵守这些名称。那些玩弄词句、擅自改造名称来扰乱正确名称，迷惑人们的，使得很多人陷于是非争论中的人，真的是罪大恶极，他们的罪名如同伪造符节和度量衡的一样严重。老百姓都很诚实，没有谁敢伪造奇谈怪论来扰乱正确的名称。诚实就容易统治，容易统治就能收到功效。老百姓不敢散布奇谈怪论扰乱正确的名称，这样就能专一于法度，遵循法制。那么君主的业绩就会永世长存，永世长存，就会功名成就，天下大治，这是严谨地遵守统一名称的功效啊。现在，英明的圣王不在了，不再遵守统一的名称了，奇谈怪论出现了，名实关系混乱了，是非标准不明确了，这样，即使官吏遵守法令，儒生熟悉典章制度，也都混乱起来。如果新的圣王产生，他必定沿用一些旧的名称，创作一些新的名称。既然如此，所以事物都要有确定的名称，但制定名称的根据，制定名称的要领，是必须要搞明白的。
异形离心交喻，异物名实玄纽，贵贱不明，同异不别；如是，则志必有不喻之患，而事必有困废之祸。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，上以明贵贱，下以辨同异。贵贱明，同异别，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，事无困废之祸，此所为有名也。
不同的人，想法不一样，需要互相理解，不同的事物，名称和实物混杂在一起，就会纷结难知，分不清贵贱，区分不了同异。这样就会产生弊病，思想上互相不理解，事情就会陷入困境而被废弃的祸害。所以圣王给万事万物制定名称，用来表述各种事物，对上则为了明确贵贱等级，对下则用来区别异同。明确贵贱等级，辨别出同异，这样思想交流就不会有弊病，事情也不会陷入困境而做不成，这就是圣王确定名称的原因啊。
然则何缘而以同异？曰：缘天官。凡同类同情者，其天官之意物也同。故比方之疑似而通，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。形体、色理以目异；声音清浊、调竽、奇声以耳异；甘、苦、咸、淡、辛、酸、奇味以口异；香、臭、芬、郁、腥、臊、漏庮、奇臭以鼻异；疾、痒、凔、热、滑、铍、轻、重以形体异；说、故、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以心异。心有征知。征知，则缘耳而知声可也，缘目而知形可也。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，然后可也。五官簿之而不知，心征知而无说，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。此所缘而以同异也。
既然这样，根据什么区别事物名称的异同呢？根据天生的感官。凡是民族相同的，他们的感官就相同，那么对事物的感知也是相同的。所以，通过各种比方，只要大体相似，就可以互相沟通了，这就是人们要互相交流，给事物共同约定名称的原因了。眼睛可以识别事物的形状、颜色、材料；耳朵可以区别声音的清晰、混杂、杂乱，乐曲的和谐；嘴巴可以区别甜、苦、咸、淡、辣、酸以及各种怪味；鼻子可以区别香、芳香、芬芳、馥郁、腥、臊、马膻气、牛膻气以及各种怪气味；身体可以触觉到痛痒、寒凉、炎热、润滑、粗涩、轻、重；心可以区别舒畅、憋闷、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好、厌恶、欲望的情感。心可以验证、认识事物。既然如此，就可以依靠听觉器官辨别声音，依靠视觉器官辨别事物的形状大小，但是心灵之外的，一定要依靠感觉器官接触感知对象。如果有了感觉器官的接触却不能认知它，用心去验证，却无法说出，那么人们就没有谁不说这是不明智的的。这就是事物的名称有同和有异的原因啊。
然后随而命之，同则同之，异则异之。单足以喻则单，单不足以喻则兼；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；虽共不为害矣。知异实者之异名也，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，不可乱也，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。
明白了这些道理，就根据这种区别来给事物命名：相同的事物就给它们相同的名称，不同的事物就给它们不同的名称；单一名称足以表明的就取单名，单一名称不能表明的就用复名；单名和复名之间倘若没有相互混淆的就用共同使用，即使共同使用了也不会有什么坏处。既然不同的事物应有不同的名称，就要给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名称，这是不可混乱的。就像同样的事物具有同样的名称一样。
故万物虽众，有时而欲无举之，故谓之物；物也者，大共名也。推而共之，共则有共，至于无共然后止。有时而欲偏举之，故谓之鸟兽。鸟兽也者，大别名也。推而别之，别则有别，至于无别然后至。
万物虽然众多，有时要把它们全面概括起来，就把它们统称为“物”。“物”这个概念，是最大的共用名称。依此类推给事物取共名，那么共名之上还有共名，直到无法再使用共名才停止。有时要把事物部分地概括起来，所以统称它为“鸟兽”。“鸟”、“兽”的概念，就是最大的区别的名称。把所有的鸟兽推而广之，而给以区别的名称，区别之中还有区别，一直到无法再区别时停止。
名无固宜，约之以命，约定俗成谓之宜，异于约则谓之不宜。名无固实，约之以命实，约定俗成，谓之实名。名有固善，径易而不拂，谓之善名。
事物名称没有本来就合适的，而是由人们共同约定来命名，约定俗成，这个名称就合适了，反之，这个名称就是不合适的了。名称并不是生来就表示某种事物，而是由于约定俗成，人们用这个名称称呼这种事物，习惯了，就成为这种事物的名称了。有本来就好的名称，简单明了而又不互相矛盾，这就叫做好的名称。
物有同状而异所者，有异状而同所者，可别也。状同而为异所者，虽可合，谓之二实。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，谓之化。有化而无别，谓之一实。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。此制名之枢要也。后王之成名，不可不察也。
事物有形状相同而实体不同的，有不同形状但是实体又相同的，这种情况是可以加以区别的；事物形状相同而实体不同的，名称虽然可以合用一个，也应该说是两个实物。形状变化了，但实质没有区别而成为另一种实物的，就叫做变化；这种形变而质不变的，他们仍然是同一个实物。这就是要考察事物的实质，这是确定事物名称的关键。现代君主要给事物命名，不可不谨身明白啊。
“见侮不辱”，“圣人不爱己”，“杀盗非杀人也”，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。验之所为有名，而观其孰行，则能禁之矣。“山渊平”，“情欲寡”，“刍豢不加甘，大钟不加乐”，此惑于用实，以乱名者也。验之所缘以同异，而观其孰调，则能禁之矣。“非而谒楹”，“有牛马非马也，”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。验之名约，以其所受，悖其所辞，则能禁之矣。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，无不类于三惑者矣。故明君知其分而不与辨也。
“受到欺侮，并不当作羞辱”“圣人不爱惜自己”“杀死盗贼不是杀人”，这都是迷惑使用名称来混淆名称的。验证一下所以要有名称的原因而观察一下哪一种行得通，就可以禁止这种错误了。“高山和深渊是一样平”“人的欲望本来很少”“肉并不比一般食物味道香甜，听到音乐，并不使人格外快乐”，这是迷惑于用实物来扰乱名称的说法。对此，只要依据事物的相同与不同的区别验证它，再看看这些说法同通常的说法究竟哪一种符合事实，就能禁止这些说法了。“飞箭射过柱子后时间长了会停止”“有牛马，又说牛马不是马”，是迷惑于用名称来扰乱实物的说法。对此，用制定名称的约定来验证它，用这些人所能接受的观点去反驳他所拒绝的观点，就能禁止这些说法了。凡是擅自制造的种种邪说谬论，都是和这三种情况相类似。因此，英明的君主知道它们与正确学说的区别而不和他们争辩。
夫民易一以道，而不可与共故。故明君临之以埶，道之以道，申之以命，章之以论，禁之以刑。故民之化道也如神，辨说恶用矣哉！今圣王没，天下乱，奸言起，君子无埶以临之，无刑以禁之，故辨说也。实不喻，然后命，命不喻，然后期，期不喻，然后说，说不喻，然后辨。故期命辨说也者，用之大文也，而王业之始也。名闻而实喻，名之用也。累而成文，名之丽也。用丽俱得，谓之知名。名也者，所以期累实也。辞也者，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。辨说也者，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。期命也者，辨说之用也。辨说也者，心之象道也。心也者，道之工宰也。道也者，治之经理也。心合于道，说合于心，辞合于说。正名而期，质请而喻，辨异而不过，推类而不悖。听则合文，辨则尽故。以正道而辨奸，犹引绳以持曲直。是故邪说不能乱，百家无所窜。有兼听之明，而无矜奋之容；有兼覆之厚，而无伐德之色。说行则天下正，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。是圣人之辨说也。诗曰：“颙颙卬卬，如圭如璋，令闻令望，岂弟君子，四方为纲。”此之谓也。
人民容易用正道来统一他们的言行，但不可以跟他们讲明缘由。所以，英明的君主懂得它们的分别，就不会跟他们进行争辩了。人民容易用正道来统一他们的言行，但不可以跟他们讲明原由。所以，英明的君主用权势来统治他们，用正道来引导他们，用命令来告诫他们，用言论来使他们明白，用刑法来制止他们。所以，明智的君主统治的人民能够迅速自然的被正道感化，哪里还用得着辩论呢？现在圣王死了，天下混乱，奸邪的言论纷纷出现，君子没有权势来统治他们，没有刑法来禁止他们，因此辩论就兴起了。实物不明白，就要给它取个名称，给它命名了还不能明白就解说，说明以后还不能明白，就通过反复论证来辨明它。所以，交流看法、取名、分析辩明、解说，使名称使用方面最重要的形式，也是帝王大业的起点。一听到事物的名称就知道它所代表的事物，这就是名称的作用。积累名称而形成文章，这是名称的互相配合。名称的使用和配合都符合要求，这就叫做精通名称。名称，代表各种事物的。言辞就是把不同事物的名称联合起来，从而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。辩析解说，就是分析不同实际的名称，来说明是非的道理。约定命名，是供辩论与解说是后使用的。辨析说明，是心对道的认识的表达。心是道的主宰，道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。心意符合于道，解说符合于心意，言辞符合于解说；使名称正确无误并互相约定，这样就可以切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而便于互相了解；辨别不同事物而不出现差错，推论事物的类别而不违背情理；这样，听取意见时就能合乎礼法，辩析事物就能弄清事情的原因。用正确的道理来辩明奸邪，就像用木工的绳墨来衡量曲直一样。所以，邪说不能够扰乱正道，各家的谬论也就没有地方可以隐蔽了。有全面听取各家学说优点的明智，而没有骄傲自大的表情；有包容各家学说的度量，而没有自夸美德的神色。他的学说能够实行，天下就可以归于正道，他的学说行不通；就讲明正道然后自己隐居起来，这就是圣人的辩说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体貌谦恭，志气高昂，品德就像玉圭和玉璋一样，名声美好，又有威望。和乐的君子，就是四方人民的典范。”就是说的这个道理。
辞让之节得矣，长少之理顺矣；忌讳不称，祅辞不出。以仁心说，以学心听，以公心辨。不动乎众人之非誉，不治观者之耳目，不赂贵者之权埶，不利传辟者之辞。故能处道而不贰，咄而不夺，利而不流，贵公正而贱鄙争，是士君子之辨说也。诗曰：“长夜漫兮，永思骞兮，大古之不慢兮，礼义之不愆兮，何恤人之言兮！”此之谓也。
谦让的礼节做到了，长幼的伦理顺序了；不说忌讳的话，不妄言奇谈怪论；用仁慈的心去解说道理，用求学的心去听取意见，用公正的心去辩论是非。不因为众人的非议和赞誉而动摇，不修饰辩辞去遮掩旁人的耳目，不赠送财物去买通高贵者的权势，不喜欢传播邪说者的言辞。因此能够坚持正道而不会三心二意，敢于陈述自己的主张而不为外力胁迫，言语流利而不放荡胡说，推崇公正的言论而鄙视庸俗粗野的争论，这是士君子的辩论与解说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长夜漫漫啊，我常常思考我的过错。远古的原则我不怠慢，礼义上从没犯过错，何必担心别人的议论呢？”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啊。
君子之言，涉然而精，俛然而类，差差然而齐。彼正其名，当其辞，以务白其志义者也。彼名辞也者，志义之使也，足以相通，则舍之矣。苟之，奸也。故名足以指实，辞足以见极，则舍之矣。外是者，谓之讱，是君子之所弃，而愚者拾以为己宝。故愚者之言，芴然而粗，啧然而不类，誻誻然而沸，彼诱其名，眩其辞，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。故穷借而无极，甚劳而无功，贪而无名。故知者之言也，虑之易知也，行之易安也，持之易立也，成则必得其所好，而不遇其所恶焉。而愚者反是。诗曰：“为鬼为蜮，则不可得。有腼面目，视人罔极。作此好歌，以极反侧。”此之谓也。
君子的言论，深刻而又精微，贴近人情世故而有法度，表面看来并不一致，实际却是从不同角度来说明同一个道理。他使用正确的名称，使用恰当的言辞，以此来尽力表达他的思想。那些名称和辞句，是借以表达思想的，只要能互相沟通就可以了。那些不合礼义的标新立异，就是邪说。所以名称只要足以反映事物的实际，言辞只要能充分的表达思想就行了。离开这个标准，就叫做故意讲艰涩难懂的话，这是君子所抛弃的，而愚蠢的人却把它捡起来视若珍宝。所以愚蠢的人的言论，毫无根据又粗浅，喜欢争吵又没有条理，七嘴八舌、声音嘈杂。他们搬弄各种诱人的名称，使用各种迷人的辞句，而他表达的思想内容却不十分深入。所以没完没了地假借各种名称和辞句反而抓不住主要思想，费力很大反而收效很小，贪求名声反而得不到名声。所以，智者的言论，思索它容易理解，实行它容易安定，坚持它容易立脚；有所成就，必然受到人们的喜爱，而不会遇到人们的憎恶；但是愚蠢的人与此相反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你若是鬼怪，我就无法看清；你面目这样丑陋，人们就会看清，我作这首好诗歌，就是为了揭穿你反复无常面目”。说的就是这种人。
凡语治而待去欲者，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。凡语治而待寡欲者，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。有欲无欲，异类也，生死也，非治乱也。欲之多寡，异类也，情之数也，非治乱也。欲不待可得，而求者从所可。欲不待可得，所受乎天也；求者从所可，所受乎心也。所受乎天之一欲，制于所受乎心之多计，固难类所受乎天也。人之所欲生甚矣，人之恶死甚矣；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，非不欲生而欲死也，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。故欲过之而动不及，心止之也。心之所可中理，则欲虽多，奚伤于治？欲不及而动过之，心使之也。心之所可失理，则欲虽寡，奚止于乱？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，亡于情之所欲。不求之其所在，而求之其所亡，虽曰我得之，失之矣。
凡是谈论治理国家的道理，而想去掉人们欲望的人，是没有办法来正确引导人们的欲望的，反而会被太多的欲望难住。凡是谈论治理国家的道理而想靠减少人们欲望的人，是没有办法节制欲望的，他反而会被欲望困住。有欲望与没有欲望，是不同类型的，是生与死的区别，但不是国家安定或动乱的原因。欲望的多与少，也是不同类的，是人情的必然现象，这也不是国家安定或者动乱的原因。人的欲望并不是等到其所欲之物可能得到才产生，但追求满足欲望的人却总是认为可能得到而争取。欲望并不等到所欲之物可能得到才产生，这是处于人的本性；追求欲望的人，总是从他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出发去努力，这是受到了内心的支配。人禀受于自然的单纯欲望，受到内心多方面的种种顾虑的节制，这当然不能和原来禀受于自然的单纯欲望再相类比了。人的生存的欲望是很强烈的，人憎恶死亡的心情也是很强烈的；然而，人们有希求生存而遭到死亡的，它们并不是不愿意生存而愿意死亡，而是认为不能偷生而应该去死。所以，有时欲望非常强烈，但是却没有完全这样去做，这是由于内心的节制。内心认为是符合道理的，那么欲望即使很多，对于国家的安定又有什么伤害！有时欲望不强烈，但行动超越了界线，这是由于内心的指使。如果内心认为有违理性，那么即使欲望很少，又怎么能制止国家的混乱呢！所以，国家安定混乱取决于内心所认可的是否合乎道理，而不在于人的欲望的多少。不去探求国家治乱的根源，却从没关系的地方寻找原因，即使自己认为找到了治乱的关键，其实却把他丢了。
性者、天之就也；情者、性之质也；欲者、情之应也。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，情之所必不免也。以为可而道之，知所必出也。故虽为守门，欲不可去，性之具也。虽为天子，欲不可尽。欲虽不可尽，可以近尽也。欲虽不可去，求可节也。所欲虽不可尽，求者犹近尽；欲虽不可去，所求不得，虑者欲节求也。道者、进则近尽，退则节求，天下莫之若也。
人的本性是先天造就的；人的情感，是本性的实质；欲望是情感对外界事物的反应。认为自己所想要的可以得到的而去追求它，这是情感所必不可免的现象；认为自己所希望的可以得到而去实行它，这是明智所必然产生的。所以即便是卑贱的看门人，他的欲望也不可能去掉，这是人本性所具有的。即使是天子，欲望也不可能全部满足的。虽然欲望不可能完全满足，但可以接近于完全的满足；虽然不能去掉欲望，但对满足欲望的追求是可以节制的。欲望虽然不可能完全满足，但追求欲望的人仍然可以接近于满足；欲望虽然不可以去掉，所追求的欲望不能达到，但想追求欲望的人对所追求的欲望可以节制。按照这个原则，进则可以接近完全满足自己的欲望，退则可以节制自己的追求，这是天下最好的原则了。
凡人莫不从其所可，而去其所不可。知道之莫之若也，而不从道者，无之有也。假之有人而欲南，无多；而恶北，无寡，岂为夫南之不可尽也，离南行而北走也哉！今人所欲，无多；所恶，无寡，岂为夫所欲之不可尽也，离得欲之道，而取所恶也哉！故可道而从之，奚以损之而乱？不可道而离之，奚以益之而治？故知者论道而已矣，小家珍说之所愿者皆衰矣。凡人之取也，所欲未尝粹而来也；其去也，所恶未尝粹而往也。故人无动而不可以不与权俱。衡不正，则重县于仰，而人以为轻；轻县于俛，而人以为重；此人所以惑于轻重也。权不正，则祸托于欲，而人以为福；福托于恶，而人以为祸；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。道者，古今之正权也；离道而内自择，则不知祸福之所托。易者，以一易一，人曰：无得亦无丧也，以一易两，人曰：无丧而有得也。以两易一，人曰：无得而有丧也。计者取所多，谋者从所可。以两易一，人莫之为，明其数也。从道而出，犹以一易两也，奚丧！离道而内自择，是犹以两易一也，奚得！其累百年之欲，易一时之嫌，然且为之，不明其数也。
只要是人，无不依从他认为对的，而抛弃他认为不对的事。知道没有什么及得上正道却又不依从正道的，这种人是没有的。如果有人想到南方去，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他都会去；如果它不想去北方，不管路途多么近他也不会去。难道那个人会因为南方路途遥远，就会因此而往北走吗？对于人们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他们是不会嫌多的；而所厌恶的东西，他们是一点也不想要的。难道人们会因为想要得到的东西不能满足，就放弃欲望的追求，而去追求本来就很厌恶的东西吗？所以，人们赞同正道而依从它，这样，还能用什么来损害它而导致国家混乱呢！不赞成正道就背离它，这样，还能用什么来增益它而使国家爱安定呢！所以，明智的人根据正道来行事，而各家异说的所希求的就微乎其微了。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东西就都能得到；也不是人们所要抛弃的东西都能丢掉。所以，人的行动不能没有衡量的准则。称如果不准，那么悬挂重物反而就会仰起来，人们就会认为这是轻的东西；悬挂轻物反而会低下去，人们就会认为这是重的东西，因此，人们就会对轻重产生迷惑。如果衡量人行为的准则不准确，灾祸就会包含在它所追求的事情当中，人们却认为这是幸福；幸福包含在他所厌恶的事情当中，人们却认为这是灾祸，因此，人们就会对祸福产生迷惑。道，是自古以来衡量事物的正确标准，偏离正道，而由自己任意选择，那么就不懂得祸福究竟依存在什么地方。交换，如果用一件东西交换一件东西，人们会认为这没得没失。如果用一件东西换得两件东西，人们就认为有得无失。如果用两件东西换一件东西，人们就会认为有失无得。善于计谋的人，希望以少换多，他们遵从自己认可的办法。用两件东西换一件东西，没有人愿意这样做，因为它们都明白这其中的得失利害。一切按照道去行动，就好比拿一个换两个一样，哪里有什么损失呢！背离正道而任意选择，就如同拿两个换一个，哪里得到了什么呢！积累了长时间的欲望，只能换取暂时的满足，这样的事尚且去做，这是因为他不懂得其中得失利害。
有尝试深观其隐而难者：志轻理而不重物者，无之有也；外重物而不内忧者，无之有也；行离理而不外危者，无之有也；外危而不内恐者，无之有也。心忧恐，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，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，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，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。故向万物之美而不能嗛也。假而得间而嗛之，则不能离也。故向万物之美而盛忧，兼万物之美而盛害，如此者，其求物也，养生也？粥寿也？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，欲养其性而危其形，欲养其乐而攻其心，欲养其名而乱其行，如此者，虽封侯称君，其与夫盗无以异；乘轩戴絻，其与无足无以异。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。
我又试探着深入地观察那些隐蔽而又难以看清楚的情况：心里轻视道义而又不看重物质利益的，这种人是没有的；外看重物质利益而内心不忧虑的，这种人是没有的。行为违背道义而在外又不危险的，这种人是没有的；外经危险而内心不恐惧的，这种人是没有的。心里忧虑恐惧，那么嘴里衔着牛羊猪狗等肉食也尝不出滋味，耳朵听着钟鼓奏出的音乐也感觉不到悦耳，眼睛看着锦绣的花纹也不知道美丽，穿着轻软暖和的衣服坐在竹席上身体也感觉不到舒适。因此享受万物中最好的东西而不能满足，即使得到短暂时间的满足，那还是不能脱离忧虑恐惧。因此享受万物中最好的东西却忧虑忡忡，占有了万物的利益却仍然十分有害。像这样的人，他追求物质利益，是保养生命，还是出卖寿命呢？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却放纵自己的情欲，想要保养自己的性命却危害自己的身体，想要培养自己的乐趣却侵害自己的心灵，想要护养自己的名声却胡作非为。像这样的人，即使被封为诸侯而称为国君，和盗贼也没有什么区别；即使坐着高级的马车、戴着大官的礼帽，与没有脚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。这就叫作使自己被物质利益所奴役了。
心平愉，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，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，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，麤布之衣，麤紃之履，而可以养体。局室、芦帘、稿蓐、敝机筵，而可以养形。故虽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，无埶列之位而可以养名。如是而加天下焉，其为天下多，其私乐少矣。夫是之谓重己役物。
人的心情愉快，即使颜色不必平时鲜艳，也可以用来调养双目；即使声音没有平时悦耳，也可以保养双耳；即使粗茶淡饭，也能够调养口胃；即使粗布衣服、粗麻编制的鞋子也能够满足身体的需求；即使狭小的居室、芦苇做的窗帘、草席、破几桌，却可以保养形体。因此，虽然没有享受到万物的美妙，却能够培养自己愉悦的心情；没有权势官爵地位，却可以培养自己的名声。让这样的人来统治天下，必然为天下的人谋利多，而为自已谋利少。这样就可以叫做看重自己而役使万物。
无稽之言，不见之行，不闻之谋，君子慎之。
没有根据的言论，没有见过的行为，没有听说过的谋略，君子要慎重地对待。
